近日，《光明日报》2月9日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2月11日第11版理论版先后刊发了我校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振新理论文章《新春诗词中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学院教授汪效驷理论文章《情感研究在党史研究中的解释力、张力与边界》。理论文章《新春诗词中的家国情怀》围绕“驱邪禳灾，护佑生命”“千里遥望，思念亲友”“胸怀天下，济世为民”等方面阐述了春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诗词中的新春书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反映了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理论文章《情感研究在党史研究中的解释力、张力与边界》从“对党史研究的解释力拓展”“内在张力与方法论挑战”“解释边界与方法整合”等方面阐述了情感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党史叙事开辟了充满温情的人文维度，更在于它促使我们不断反思党史研究中客观性与主体性、规律性与体验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新春诗词中的家国情怀》
春节是我国历史最悠久、内涵最深厚、影响最广泛的传统节日之一，2024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昭示着除旧布新、接祥纳福，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中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词中有大量对于新春的书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元日》），写出了新春佳节的喜庆；“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白居易《客中守岁》），道出了对亲人的思念；“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孟浩然《田家元日》），抒发了新年丰收的期许；“会朝四海登图籍，绛阙青都想盛容”（黄庭坚《次韵元日》），传达了对盛世升平的渴望……新春诗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个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折射着中华儿女胸怀天下、不畏艰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驱邪禳灾，护佑生命
春节俗称“过年”，“过”意为“度”，“年”原指“年兽”。延续这一传统，辟恶逐秽、禳灾祈福成为春节的一大主题，也成为新春诗词中的一个重要书写内容。
王安石的《元日》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新春诗词佳作：“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人选取放爆竹、换桃符、饮屠苏酒等典型场景，描绘了一幅民间新春画卷。对于春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认为其源自驱逐年兽。相传年兽惧怕炸响、红色和火光，所以便形成了放爆竹、贴红春联等新春习俗。唐代诗人来鹄的“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早春》）、宋代词人赵师侠的“爆竹声中岁又除，顿回和气满寰区”（《鹧鸪天·丁巳除夕》）都描绘了燃放爆竹的场景。《红楼梦》中亦有诗句“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突出了以爆竹驱魔的功效。古人还于桃木板上题写神名，俗称“桃符”，以之驱鬼辟邪。《括地图》说：“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叁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王安石的“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陆游的“灯前小草写桃符”（《除夜雪》），均再现了以桃符驱邪的年俗。
古时瘟疫对人们的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古人通过饮用屠苏酒驱除瘟气。庾信《正旦蒙赵王赉酒》开篇即说：“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庾氏为答谢赵王宇文招新年赐酒而作此诗，“辟恶酒”即通过饮酒驱逐恶秽之气。韩谔《岁华记丽》解释“屠苏”时说：“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药一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饮酒驱疫构成了古人春节的核心节俗之一，所以顾况《岁日作》说“手把屠苏让少年”，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说“不辞最后饮屠苏”，仲并《浣溪沙》（雅称诗人美孟都）说“尚能把盏劝屠苏”。
“且欣一雪压灾瘴，不怕连阴咽管弦。”（陆游《初春》）诗人们用生动的笔墨，传递出先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诠释着对生命的珍爱与守护。
千里遥望，思念亲友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面对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景象，漂泊在外的客子便会产生更为浓烈的思乡情愫，诗词也成为他们倾吐思乡之情、遥祝亲友安康的一种方式。
高适是唐朝着名的边塞诗人，其新春诗作也格外悲恻动人。《除夜作》说：“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诗作并未直接写对亲人的思念，而是遥想千里之外的家人想念自己，婉转含蓄地表达了思乡之情，这种书写方式把对亲人的思念抒发得更为深切、浓烈。明朝袁凯的《客中除夕》也是新春思亲的名篇：“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一杯柏叶酒，未敌泪千行。”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诗人无法与亲人团聚，千行之泪喷涌而出，诗作格调悲凉、哀婉沉痛。此外，白居易的“岁阴中路尽，乡思先春来”（《除日答梦得同发楚州》）、戴叔伦的“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除夜宿石头驿》）、欧阳詹的“望家思献寿，算甲恨长年”（《除夜长安客舍》）、苏轼的“问岁安所之，远在天一涯”（《别岁》），通过不同的笔法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
尽管客居他乡，甚至是放逐在外，但是很多诗人并没有消沉，而是仍对未来怀有期待。且看崔涂的《除夜有怀》：“迢递叁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那堪正飘泊，明日岁华新。”诗人客居万里之外的蜀地，风雪交加的除夕让他倍感孤独，促使他生发更为浓烈的思亲之情。但是，明天春节就会到来，面对万象更新的新年，这种漂泊的生活或许可以结束，对未来仍可怀有期许。再看刘长卿的《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诗人谪居在外，新年独栖，愁苦至极。然而，岭猿跳跃、江柳生芽又让人感到春意已着、未来可期。
家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场所，更是心灵的栖息之地。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基因，佳节思亲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诗人们于新春佳节创作的思亲诗篇，实则是国人文化心理的生动再现。
胸怀天下，济世为民
情系苍生、胸怀天下是中国文人的精神特质。面对新春佳节，诸多有识之士并非仅仅关注小我、小家，而是推己及人、由家到国，抒发着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和海宇乂安的向往。
文天祥是我国着名的爱国诗人，其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英勇奋斗。由于怀有一种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精神，他的《除夕》诗作也别具一格。至元十八年（1281）除夕，文天祥被俘叁载，深知命不长久，慨然作诗：“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面对酷刑、利诱与死亡，他并没有屈服，而是怀着热血、噙着泪水发出最后的悲慨，将刚毅和正气留在了人间。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女词人左锡璇创作了《水调歌头·小除夕》。虽然词作难以掩饰“人世悲欢不定，岁月一年已尽，无语倚阑干”的个人悲伤，但又“归梦到长安”，将家、国相连，高呼“欲借吴钩叁尺，扫净边尘万里，巾帼事征鞍”，表达了上阵杀敌、扫平天下的抱负和胸襟。
古代文人志士无论身在何时、身处何境，都心系苍生、不忘家国。黄庭坚有诗《次韵元日》：“会朝四海登图籍，绛阙青都想盛容。春色已知回寸草，霜威从此霁寒松。饮如嚼蜡初忘味，事与浮云去绝踪。四十九年蘧伯玉，圣人门户见重重。”诗人被贬涪州别驾，故言霜威霁松、饮如嚼蜡，尽管官场失意，但他仍然满怀对天下一统、河清海晏的向往。“四海登图籍”出自《东都赋》，班固说：“春王叁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故而王建期待“天明告四方，群后保太平”（《元日早朝》），刘鹗憧憬“太平倘与春俱会，一笑浑忘病是贫”（《除夕韵》），查慎行希冀“眼前可少丰年兆，野老多时望太平”（《黔阳元日喜晴》）……新春佳节牵动着亿万国民的心弦，激荡着人们的情感，诗人们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也通过诗词得到了彰显。
春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诗词中的新春书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反映了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回视这些作品，可以厚植为国为民的情怀，涵养刚强坚毅的品格，汲取踔厉前行的力量。
《情感研究在党史研究中的解释力、张力与边界》
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情感转向”不仅是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更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和解释框架。情感史关注历史情境中人的情感体验、表达与互动，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赢得人民拥护、凝聚变革力量，提供了从“心”出发的观察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尤其需要把握党与人民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而情感史正是深入理解党的初心使命、伟大精神与执政基础的一条重要学术进路。近年来，诸多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标志着情感史正逐渐进入党史研究的中心视野。然而，情感史在拓展党史解释空间的同时，其方法论的内在张力与研究边界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在理论借鉴与实证研究之间建立平衡，在情感诠释与党史发展的结构性分析之间形成对话，是推动情感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
对党史研究的解释力拓展
情感史的解释力，首先体现在对传统党史研究范式的丰富与深化。传统党史叙事侧重于路线政策、组织建设与重大事件的因果关联和宏观意义，情感史则将曾被相对忽视的党员情感、群众心态与集体情绪等置于考察视域，致力于揭示驱动历史行为的情感逻辑与心态机制。笔者曾以全民族抗战初期红军改编过程中的“换装”事件为案例，探讨政治转型中情感政治的运作过程，剖析从情感冲击到认同重构的复杂路径。此种研究不仅关注全民族抗战背景下，红军改编的政策逻辑与组织调整，更聚焦官兵面对革命符号剧变时所产生的身份焦虑、情感挣扎与意义重构，从而在宏大叙事中复原个体或群体的心灵轨迹。这种“由内而外”的解析路径，令历史图景更为丰富和立体。
情感史还有助于连接党史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借助“情感治理”“情感动员”等中观分析概念，我们得以克服宏大叙事的空疏与微观描述的琐碎。土地改革中的“诉苦”便是典型例证。其通过“诉苦”激发农民群体的“冤屈感”，为阶级斗争提供情感正当性，继而以“情”证“理”，论证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应星、李里峰等学者正是从情感引导与技术操作层面，揭示了情感如何成为政策落地与社会重组的关键媒介。这一模式还被运用于抗美援朝运动等情感动员中，通过引导记忆、定义苦难、归因责任、指明出路的完整逻辑链，实现了对个体情感的捕捉、重塑与定向输出。其成功之处在于触及并驾驭了社会变革中最深层的情感动力。
尤为重要的是，情感史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研究框架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情感工作传统与政治伦理。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生活原则，到“谈心谈话”工作机制；从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到新时代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无不体现着情感联系与政治认同相融合的本土智慧。这套传统既承继了中国文化中“情理交融”“仁政爱民”的伦理基因，更在具体历史实践中发展为一套系统化、制度化的情感治理体系。对这套情感治理体系的生成机制、运作逻辑与社会效能进行考察，便成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从中国自身经验与逻辑出发，构建自主性党史叙事不可或缺的一环，进而为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更具穿透力与说服力的学理支撑。
内在张力与方法论挑战
情感史在展现其独特解释力的同时，亦内含着多重张力，要求研究者保持清醒的方法论自觉，在借鉴与批判、普遍与特殊、情感与其他解释维度之间寻求审慎的平衡。
首先是历史文本的情感表达与真实体验之间的诠释张力。党史研究倚重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情感材料，往往是经过事后反思、政治修辞与叙事建构的产物。例如红色家书中私人情感与革命话语的交织，或是革命回忆录中个人体验与集体叙事的融合，都要求研究者在文本分析中审慎辨析“被叙述的情感”与“历史中的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被叙述的情感”是文本表面呈现的、符合特定话语规范的情感表达；而“历史中的情感”则指向历史人物在事件发生时的初始的，但更为复杂和矛盾的心理状态。研究者应避免对党史中的情感进行简单化还原，产出脱离历史实际的“情感故事”。
其次是外来理论工具与本土经验材料之间的适配关系。当前情感史研究对情感社会学概念多有借鉴，其中相当部分源自西方特定的学术与社会语境。如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感劳动”概念，最初用于分析服务业从业者为获取报酬而管理自身情感表达的商业化行为。而党在群众工作中倡导的“对群众要有深厚感情”或“带着感情做工作”，虽然也涉及情感的付出与管理，但构建的是一种情感联系与政治伦理相互滋养、相互促进的实践模式，其内在逻辑与西方语境下的“情感劳动”存在本质差异。若直接套用“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则可能会将党的群众工作简单理解为一种类似西方的“情感操控技术”，而忽略其背后的政治伦理、历史传统以及深层意图，与历史实际不符。因此，如何用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阐释并升华党的情感治理经验，是情感史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再次是情感的普遍人性预设与党史情境特殊性之间的认知张力。源自现代心理学的许多情感分类与理论，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未必能直接适用于中共党史中的情感形态。例如在主流心理学理论中，“悲伤”通常被理解为个体因失去重要客体而产生的痛苦情绪；但在党史语境下，取代个人悲伤表达的往往是“化悲痛为力量”，从而将个体的悲伤情绪转化为对集体事业的更高忠诚与热情。革命战争年代的“舍生忘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无私奉献”、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开拓奋进”，这些饱含时代印记的情感表达都深深嵌入特定历史阶段的理想信念、时代环境与集体动员之中。因此，研究者需警惕“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情”的潜在风险，通过扎实的史料辨析，力求理解并还原党史脉络中特有的情感逻辑与意义世界。
最后是情感解释维度与其他解释维度之间的协同平衡难题。党史发展是理论创新、制度构建、经济社会变革乃至偶然性因素复杂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情感在其中往往扮演着催化、强化或象征性表达的角色，而非独立的、根本性的驱动力量。情感研究不应止步于描述忠诚、信念、热情等情感在党史中的呈现，更应深入分析这些情感如何被党的意识形态所塑造、如何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结合，又如何通过组织生活、宣传系统与文化符号得以培育、传递与升华。唯有将情感置于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互动场域中进行考察，我们才能在情感与理性、精神与物质、个体体验与结构变迁的辩证统一中，真正把握党史发展的复杂脉络。
解释边界与方法整合
情感史研究在展现其多维张力的同时，其合理的解释边界亦日益明晰。
在史料运用层面，党史中的情感研究面临特有的挑战。直接、真实反映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手情感记录往往稀缺。大量留存的党史文献、宣传品、文艺作品乃至回忆录中的情感表达，通常承载着明确的导向与意图。研究者必须仔细辨析文本的情感表述策略，与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真实体验之间的差异，通过对档案、报刊、日记、口述、实物等多类型材料的比对与互证，在政治话语与个体经验的交织中，逐渐接近历史情感的复杂本相。
在分析方法层面，党史中的情感解读不可避免地带有阐释者的主观色彩。面对同一文本，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视角，可能形成各有侧重却均具合理性的阐释。为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说服力，我们应当主动借鉴话语分析、内容分析、叙事分析等成熟的文本处理方法，系统梳理革命话语中的情感修辞、集体叙事中的情绪脉络、政治表达中的心态模式。真正的方法自觉，体现在能根据所研究的问题，灵活选择并有机整合多种研究方法，进而形成符合党史学科特点的情感分析范式。
在解释效力层面，必须清醒认识到情感因素在党史中的实际作用边界。情感虽然能够强化认同、催化行动、影响决策，但终究难以单独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历史表明，正是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科学的理论指导、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不断回应人民需求的能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胜利。若过度强调甚至夸大情感的作用，容易陷入“情感决定论”的窠臼，从而遮蔽历史进程中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经济动因。研究者应当秉持唯物辩证法，在肯定情感能动性的同时，清晰界定其作用的范围、条件与方式，保持学术阐释的适度克制与边界意识。
正是这些解释边界的存在，对党史中的情感研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学术自觉与整合能力要求，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至少应在以下叁个方向上持续推进方法论建设与融合。
其一，坚持文本精读与历史语境的双向互证。情感分析绝不能止步于对材料中情感词句的摘取，而必须将每一份文献重新置于其得以产生的关系网络、权力结构与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通过考察文本的生成机制、作者的身份定位、当时的表达规范与话语约束，辨析情感叙述中哪些可能属于彼时的个人体验，哪些属于基于党性原则的事后追认与建构，哪些更多反映个体感受，哪些则内化或代表了党组织的集体意志。
其二，推动微观个案与宏观比较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需要选取诸如延安整风、抗美援朝运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情感场域，通过梳理具体情境中情感的生成、互动、管理与转化机制，揭示情感与重大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必须超越单一案例，通过跨时期、跨领域乃至跨文化的比较视野，考察党的情感治理传统的延续、变迁与创新，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概念与中层理论。
其叁，促进人文阐释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对话与互补。党史情感研究既要坚守人文底色，运用深描、诠释学、叙事学等方法，捕捉党员、群众在特定历史关头的复杂心态、情绪波动与信仰嬗变，致力于还原党的历史上那些承载着理想、忠诚、牺牲与奋斗的鲜活生命及其精神世界；也要开放借鉴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相邻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准确把握党的历史上如何塑造集体情感、组织动员如何依赖并重塑情感网络等历史经验，从而在方法论自觉的基础上，更完整地理解情感在党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总之，情感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党史叙事开辟了充满温情的人文维度，更在于它促使我们不断反思党史研究中客观性与主体性、规律性与体验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研究者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当它既能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又能保持对党史整体复杂性的审慎，情感史便能真正成为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党史中的情感研究更应致力于为理解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鲜活的历史注脚；在严谨学术规范与明确价值导向的统一中，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贡献来自党史研究的独特智慧与力量。
原文链接：
最新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