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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强文化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徽州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彩一支、绚烂一脉，历经千年积淀，以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完整的文化体系、深厚的内在底蕴、活态的传承脉络、丰富的内容样式和鲜明的时代价值，展现出辐射周边、影响全国、波及世界的文化穿透力和影响力，成为具有标识性意义的区域文化典范。徽州文化体系的内涵可以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的叁重和谐关系，这对当代的生态文明、社会治理以及精神需求的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大潮中，探析徽州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化根脉的理解，更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
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智慧的诗意栖居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根植于徽州的江南山地水乡。徽州群山逶迤、溪水蜿蜒，其地貌如一幅天然的屏风，阻挡了北方寒流的侵袭，又纳入了南方暖湿的滋养，古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物我合一”的生态智慧，徽派建筑和徽州村落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建筑群落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人与环境对话的杰作。
徽派建筑的精髓在于重视周围环境，与周边的山形地貌、水域植被等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粉壁黛瓦的马头墙不仅有防火的实用功能，还随着远处的山势高低错落，相映成趣。为了适应徽州多雨潮湿、空间局促的环境，古人采用了天井院的设计，既有利于通风采光，又能“藏风纳气”，让室内空间的小环境与室外的大环境既相互隔绝，又有所连通。同时，建筑在装饰方面融入“徽州叁雕”（砖雕、石雕、木雕），其中多以草木花卉、飞禽走兽等自然元素为图案，寄托了徽州人的山水情怀。徽州村落也是如此，它们的选址往往“慕山水之胜而居焉”，在绿林荫翳的青山环绕之下，蜿蜒曲折的溪水穿村而过，与“清池涵月”的池塘一动一静，相得益彰。西递的“牛肠水街”利用溪流排水，并调节村内湿度。宏村的月沼和水渠系统调蓄水源，确保供水稳定。这些布局符合水利原则，又能营造出溪水潺潺、炊烟袅袅的诗意栖居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在现代语境下，讲究“天人合一”的徽州文化不仅能提醒当代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也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许多地方保护古村古镇、推动文旅融合，实现环境保护、经济效益和文化传承的统一，深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人与社会的和谐：基层治理的民间实践
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源自于徽州历史上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徽州地区交通不便，人们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模式。居民自幼便沐浴在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家训之中，形成了讲究“仁让”和“睦族”的社会风气。
明清时期的徽州人以朱熹《家礼》等儒家文本作为规范族内日常生活的指导思想，并且设立了族田、义仓，资助族内贫寒子弟求学，在灾荒时节赈济贫困的族人，构建起长幼有序、守望相助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也延伸到了“本属同宇一气”的乡村之中，官府指定了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里长、“老人”，在户婚、田地、斗殴等乡村矛盾中排难解纷，从而有效缓解了“健讼”之风给国家司法体系带来的压力，提升了政府的基层治理效能。
这种和谐关系与现代基层治理高度契合。乡村层面的社会力量被充分协同动员起来，社区成员通过道德教化被激发出参与治理的内驱力，政府的行政能力成为基层治理的保障，徽州地区走出了一条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路径。它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遥相呼应，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提供了历史范例。
人与自我的和谐：徽商精神的全面升华
人与自我的和谐关系和徽州的商业社会紧密相连。徽州地狭人稠，耕地资源有限，徽州人便形成了外出经商的传统。徽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明清时期一度垄断了茶叶和食盐贸易，钱庄票号覆盖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但徽商真正的伟大之处，并不仅在于财富的积累，更是在于他们重视人的精神需求与个性发展。
徽州人超越了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相信“士农工商为人本业”，但“贾而好儒”的徽州商人又能将儒家道德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崇尚“以诚相待、谦逊虚心、和气待人、沉着谨慎”的办事风格。徽商还奉行“义利并重”的精神，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投入大量财力用于修桥铺路、资助书院、赈济贫困。在商业基础的支撑下，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文人墨客对这片文化沃土心驰神往。学理严谨的徽州学派、笔墨高秀的新安画派以及细腻婉转的徽剧不仅是物质富足后的点缀，更是人们追求内心和谐、实现生命意义的体现。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今天，获取财富与坚守道德并重、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徽州文化可以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宝贵经验，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参考注释。
原报道阅读链接：【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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